2010 年,智利和海地都遭遇了强烈地震。智利地震的里氏震级高达 8.8 级,而海地地震震级为 7.0 级。尽管智利的地震强度是海地的 500 倍,但智利遇难人数为 521 人,海地却不幸有超过 31.5 万人丧生 。
两国虽在人均GDP和国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研究表明,地震对两国造成的影响差异如此巨大的原因,在于两国各自的监管框架不同。智利在经历了 1962 年的毁灭性地震(全球有史以来记录下的最强地震)后,收紧了建筑标准和监管体系,减少未来类似事件的人员伤亡。这样的强烈对比说明,如果我们从过去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就可以做好规划,预防及减轻未来灾难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频发的世界里。其中不乏自然灾害,如地震、飓风和洪水;还包括健康危机,如新冠疫情;再加上社会冲突,都影响着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社会正常运转。而这类危机的发生速度、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在增加。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气候事件、冲突、粮食不安全等因素导致的人们流徙异乡的现象显著增加。在过去十年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翻了一番,如今全世界有1.2 亿人口流离失所,占全球人口的 1.5%。
当灾难来袭,学校社区和建筑遭到摧毁,教师和学生被迫流离失所,下一代的未来希望转瞬破灭。研究表明,受影响最严重的学生往往生活贫困、身处乡村地区、他们有残疾和特殊需求,或属于少数族裔和受歧视群体,却被迫流离失所。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自然灾害中,也同样存在于人为冲突的后果中。在加沙地区,超过87.7%的学校建筑被摧毁,6,000 多名学生和 300 名教师丧生。所有学校已关闭一年多。如巴拉卡特教授所言,这些袭击是蓄意所为,极具破坏力,剥夺了未来几代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得他们回归正常生活更加举步维艰,严重削弱了长期的社会韧性。
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减轻未来冲击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着力培养一系列关键能力,包括对危机的预见能力、理解与分析能力、抵御冲击能力、行动能力、适应能力以及推动教育系统变革的能力,从而使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危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提升教育系统的韧性。这里所说的韧性,是指“教育系统在吸收、抵御和适应各种干扰的同时,确保其核心功能得以持续运行的能力”。
此外,韧性还体现在积极捍卫基本权利的能力上,尤其是受教育权利。倘若缺乏这样的保障,教育系统的韧性将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加剧危机对教育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
为此,我们需要做到“持续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积极预见潜在危机”。这一过程需要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微观层面涉及学生、家庭和学校;中观层面涵盖地区、教育项目和政策;宏观层面则包括结构性和监管系统。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旨在增强教育系统韧性的规划方法,如灾害风险减轻框架、危机敏感型教育计划、保护教育免受攻击的策略,以及气候韧性教育等。这些方法以及其他相关策略,都必须高度重视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以切实保护最为脆弱的学生群体。事实上,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全球教育伙伴关系通过其联合的知识与创新交流平台(IDRC-GPE KIX)进行的一项审查发现:“当只有具特权的人才能获得教育和学习机会时,这个教育系统是不公平、也是不包容的,是不可能具备韧性的。”
基于上述审查结果,IDRC-GPE KIX 开发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框架,由五部分组成,涵盖了:
1. 强化教育系统,强化现存薄弱环节
2. 提升数据搜集和预测能力,预测已知和未知的潜在冲击
3. 制定不同行动方案以应对突发事件
4. 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策略响应危机,及进行复原
5. 强化并持续落实保护教育的政策和项目;并且对教育与维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社区强化以及可调适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预防和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干扰和冲击。
我们需要更深入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冲击,这些冲击对大众及特定人群的影响程度和类型,以及全球现有的预防和缓解各种冲击的政策措施。
为此,我们需要推动强有力的国家级和地区级研究、开发和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这些生态系统,可以生成、整合、传播相关知识和因地制宜的创新成果,并提供给各国政府和当地教育社区使用。
同样,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以获取准确的数据、进行诊断及持续监测,从而为决策过程提供支持。
许多弱势儿童被排除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一些儿童由于其难民的法律身份,被迫就读于其他非正规学校。还有一些儿童由于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的限制,在教育资源分配中处于较低优先级。从系统层面思考,我们应首先关注最边缘化的群体,这样才能大规模地惠及所有儿童。
“韧性能力”方法就是要充分了解“那些在面临冲击和压力源时,能够保护学习成果与身心健康的条件、能力、资源、策略、网络及社会关系”。针对弱势群体,还要当地对政治经济背景、社区和师生的参与情况和需求的深刻认识。唯有如此,教育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激励他们发挥主导作用,设计最适合自身需求的解决方案。
在战争时期,国际人道法保护教育相关主体——包括学生、教师和学校。该法律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其地缘政治地位如何,各国都应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律措施。
这一点对于大规模实施相关措施很有必要。研究表明,危机会对学校出勤率、入学率和学习成果带来长期影响。例如,难民儿童失学的可能性是非难民儿童的两倍,并且由于流离失所,他们平均可能会错过四年的学业。这对于他们的后代的教育机会,以及健康、经济都会带来持久的影响。
追踪这种影响,需要投资于一系列核心数据,包括学生出勤率、留存率与辍学率、基础读写与计算能力、社会福祉和心理健康、学校关闭情况及运营成效等。如果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能持续监测这些指标,那便意味着即便学校停课、学生无法到校或无法开展学习时,一个有韧性的教育系统也能快速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
SUMMA 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发展分析小组(GRADE)、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的知识与创新交流平台(GPE KIX)以及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一起,致力于提供数据和实用研究,帮助各国制定应对教育冲击的政策。
“教师之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项覆盖 21 个国家的区域调查,收到了超过 20 万名教师的反馈,让政府能够实时监测并解决新冠疫情对学校造成的冲击。
另一个例子是“适应教育”(Adapt-Ed),这是一个新的区域教育系统韧性观察站,旨在对教育韧性达成共识,分享有效的实践和政策,然后运用不同方法来预测未来的潜在挑战及做好应对准备。
国际合作对于创建高效的治理系统至关重要。通过这种系统,各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好地协作,共享数据、创新和知识;创造公共福利;并将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在支持弱势群体时,必须记住,构建具有韧性的教育系统需要保持长期的连贯性。通过建立强大的数据和追踪机制,并从实践中总结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就能够及时、大规模应用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减少对儿童和社区的重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