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教育界来说，无疑是极具挑战的 一年。然而面对困境，我们应更多关注那否极泰来的一线转机，更加积极乐观地在全球范围吹响集结号，来共同推动这场亟需多时的教育变革。

前进的道路荆棘丛生。如今全世界仍有六亿莘莘学子处于失学状态，比例占到了全球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在一些地域由于重男轻女、家境贫寒和学习障碍等因素导致许多被边缘化的学生甚至没有机会再重返课堂。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教育系统都在进行迅速有力地转型，我们共同见证了教育拥抱科技的力量，它一步步超越了传统课堂，变得触手可及，这鼓舞了我们披荆斩棘的勇气，我们坚信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直以来，一丹奖基金会高度关注那些立志通过教育来构建更美好世界的崇高理念，而“一丹奖”的历届得奖者们都贡献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真知灼见。如今，我们“筑巢引凤”，邀请从经济学到心理学的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共话教育。聚薪成炬，我们希望新的一丹奖明师堂，可以为世界后疫情时代的教育照亮新的征程。

试问究竟什么才是这次疫情危机中蕴藏着的生机？是遍布全球的网络技术终于在教育上发挥出了更高价值？是老师和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教育相互联系得更为紧密？我们是不是应该借此大力支持那些错失教育机会而被边缘化的儿童？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呼之欲出。

技术如何在教育危机中发力

技术在这次应对疫情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首先，它提供强大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学生可以通过反复观看视频，从而更透彻的理解具体概念；同时他们也可以另辟蹊径，结合自身兴趣因材施教，而不必盲从于固定课程；他们还可以用“短期课程+技能证书”的组合去修完一个学位课程。

那么教育工作者们如何接受这种在线教育方式呢？卡尔·威曼 (Carl Wieman) 教授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有发言权。他所开创的PhET在线互动模拟课程，在疫情期间用户量激增，这些课程涵盖了物理，生物，和化学等科目，同时翻译成93种语言供全球用户学习。

然而，完全自主的线上学习也存在负面问题。如果没有适当的辅助，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新学校基金会 (Fundación Escuela Nueva) 的创始人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女士，用她所创办的“新学校”模式彻底改变了哥伦比亚两万间乡村学校。她指出，教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老师们要把角色从原本的指导型转变成辅助型，帮助同学们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互助学习氛围，并善于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科尔波特女士指出：“如果只是把计算机引入课堂而不改进教学方法，那传统教学方式不但一成不变反而成本更高。”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

大型在线学习平台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 (Salman Khan) 先生认为，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极具发展潜力。可汗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并免费提供教育资源，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万名学生在生动的视频课程中获益匪浅。与此同时，学生的社交发展和情感表达能力也不容忽视，因此他还创办了一所线下实体学校，即可汗实验室学校 (Khan Lab School) 来增强线下互动。

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是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同样的融合环境，将线上自主定制学习与面对面经验交流结合起来。不仅仅是学生和老师参与其中，更多是把触角伸向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校共育，协同进步

经过了封城和“停课不停学”，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家长和社会对孩子的教育不可或缺。学校和家庭也都充分感受到了家校共育的价值体现。

众所周知，社交和情感技能从出生开始就至关重要。帕特里夏·库尔 (Patricia Kuhl) 教授 的研究表明“孩子早期的大脑求知若渴，当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翅翱翔。” 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如何思考，成长以及更重要的是，学会交流。“幼儿语言的学习离不开与人的交流 ” 库尔教授如是说。

学习态度也是教育成功的主要因素。卡罗尔·德韦克 (Carol Dweck) 教授对成长型思维的研究表明，老师和家长要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她认为，只有当人们抛开智力偏见，学会取长补短，同舟共济，这才是教育最大的意义。

当我们高谈阔论教育改革时，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并不仅仅讨论正规的教育系统，而是关注如何提高家庭参与度等等一系列教育痛点。

打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一直以来，一丹奖得奖者和明师堂成员专家们致力于解决教育不平等和不平衡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正是为了打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从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 (BRAC) 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性非政府组织。它成立于大约50年前，前身是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他们主动联系家长，为全国各地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不同教育级别的前期培训，并提供图书馆，成人教育和奖学金计划。目前已有超过1200万儿童参加了他们的学前和小学教育。

他们每月定期组织会议，讨论家庭如何更好的支持孩子学习。他们开设了早期教学中心，也就是所谓的 khelar jogot (“游戏世界”) ，提倡寓教于乐。从满月到五岁的孩子都可以在这些中心尽情玩耍，欢唱儿歌，定时午休，所有活动都是在游戏负责人和家长志愿者的支持下进行的。

来自女性教育活动组织 (CAMFED) 的露茜·莱克 (Lucy Lake) 女士和安吉·穆里米尔瓦 (Angeline Murimirwa) 女士同样深知父母参与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拥有最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负担。这样的家庭常常把仅有的家庭资源倾斜在男孩身上。这也是女性教育活动组织CAMFED之所以由提供奖学金作为第一步的原因，正如其首席执行官莱克女士所说：“若非由于家境贫寒，女孩早就和男孩一起并肩上学了。” 穆里米尔瓦女士是CAMFED非洲区域的执行董事，而她自己曾经就是一名CAMFED奖学金的受益者。她形容教育帮助女孩们释放的潜力是 “宝石、金矿， 是独一无二的最佳投资 ”。

如今， CAMFED与政府，地方当局，教师，家庭等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为学龄女童提供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支持。不但不遗余力地为困难家庭提供膳食，还帮助他们开展育儿培训和咨询等一系列帮扶措施。

让教育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阻碍教育的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社会方面。我们的教育系统在设置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兼容并包，“一刀切”地将有额外需求的孩子隔离开，或不负责任地将其完全置身于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的教育环境里，都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终身影响。

专注于研究认知发育神经科学领域的乌莎·戈斯瓦米 (Usha Goswami) 教授认为，首先要通盘考虑，围绕所有儿童，不是大部分儿童，而是所有儿童的需求来制定政策。这为我们了解包容性教育打开了思路。她重点研究阅读障碍和幼儿语言学习方式。与库尔教授不谋而合的是，她也注意到孩子会从父母和玩伴那里模仿语言，但她更好奇这在大脑中是如何运作的。通过研究发现，语言的音韵很关键，而有阅读障碍的儿童问题可能就是出在对语言音韵的处理上。那些朗朗上口的儿歌和绕口令游戏对提高音韵很有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跟孩子互动的越早越好。她解释道：“一旦我们的研究能够证明音韵是解决语言障碍的根本问题，那我们就要彻底改变以前的矫正方式。”

戮力同心，共创和谐

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来自不同教育领域的专业力量凝聚一堂，用思想碰撞出璀璨的火花，推动我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这正是一丹奖明师堂真正的初衷。我们深知让教育惠及众生不仅要靠教育工作者，还需要神经科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创新者们。很多一丹奖明师堂成员都在努力引导政府、民营机构以及整个社会与他们一道，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建立可持续的，包容性的教育模式，我们需要掌握有力依据，并学会及时准确地传达信息。

例如统计学家拉里·赫奇斯 (Larry Hedges) 教授和经济学家托马斯·凯恩 (Thomas Kane) 教授为一丹奖明师堂带来了大量教育分析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赫奇斯教授采用类似医学双盲试验评估方法，使数据更具代表性。他认为，我们要加强沟通能力，善于将我们的研究发现更好地传达给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慈善家们。

而凯恩教授的衡量教师效能 (MET) 研究则极具开创性地将教学的艺术和教学效果联系起来 (编注：在2007年前，学术界一直无法成功实现两者关联) 。现在我们有能力评估哪些老师教学成果最显著，以及他们的方法，我们就理应公之于众。

埃里克·哈努谢克 (Eric Hanushek) 教授表明，教育不仅对孩子而言是正确的选择，全民教育，尤其是帮助人们提高适应社会的技能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使整个国家受益匪浅。 哈努谢克教授表示“发展就是提高生产率，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优质的劳动力才能带来增长”。

所有这些方法和分析都是为了引领我们获取最优秀的教学实践，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及促成学习者及其所在群体互动的最佳途径。它们促使父母和监护人全情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教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前瞻性，让后世子孙在未来的教育传承和迭代中，继续创造一个又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