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未来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该国人民所具备的技能与素养——信心、创造力，以及孩子们在学校中所培养的韧性。这些品质，将帮助他们建立起比前几代人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数十年来，全球在如何提升人类能力这一问题上的共识看似简单：建学校、聘教师、追踪入学率。我们曾以为，只要孩子们在课桌前坐满一定年限，教育进步便会随之而来。 

 

然而，在世界上最贫困的角落，许多家庭仍在持续面对重重障碍：严重的健康危机、剧烈的经济动荡，以及资源匮乏的课堂。尽管入学率不断上升，数百万儿童在毕业时依然无法读懂一句简单的句子，也无法完成基本的算术运算。正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让全球发展界正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上学”并不等同于“ 学习”。

 

今天，我们在此表彰保罗·格莱维（Paul Glewwe）教授的工作。近40年来，他始终致力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他毕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围绕着一丹奖使命的核心问题展开：发展中国家应如何使其学校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

 

重塑教育经济学  

 

格莱维教授对学术界的贡献，始于他对发展经济学家评估人类能力的根本方式的挑战。在他开创性研究之前，经济学模型普遍将 “一年学校教育” 视为一个标准、统一的单位，仿佛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就读一年，与在资金充裕的机构就读一年，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完全相同的。 

 

格莱维教授 2002 年发表于《经济学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综述文章，汇集了全球 “学习危机” 这一如今已广受认可的现象背后的早期证据。他在文中指出，各国政府与发展机构必须调整教育政策的方向——从单纯扩大入学规模，转向衡量、资助并改善学习成效。他的研究表明，教育的经济回报会因不同层次教学质量的差异而出现显著变化，而不仅仅取决于在校时间的长短；在不提升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仅仅延长孩子的在校年限，无论对个人收入还是对国家经济增长而言，其回报都将呈现递减趋势。 

 

除了学校层面的投入之外，他的研究还阐明了家庭背景与社会经济困境如何制约儿童的学习。他证明营养不良会导致发育迟缓，从而在儿童入学之前，就已经限制了他们身心两方面的发展。他的研究在教育政策与减贫工作之间架起了一座关键的桥梁，证明有效的干预措施必须直面贫困家庭的真实处境，才能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循环。 

 

此外，在 “社会情感技能” 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议题之前，格莱维教授便已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孩子的潜力并不仅仅由认知测试成绩所决定。他是最早将批判性思维、情绪调节与人际韧性等社会情感技能引入劳动力市场正式分析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评估认知能力与社会情感技能如何在职场中共同创造真实价值，格莱维教授重新定义了“教育成功”的内涵。他的研究证明，当学校培养的是完整的孩子、而不仅仅是考试分数时，才能真正开启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流动性。 

 

方法论贡献 

 

优秀的政策制定离不开全面、可靠的数据与严谨的分析，而格莱维教授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贫困问题、教育选择与教育成效的方式。 

 

格莱维教授在职业生涯早期，便揭示了家庭内部起作用的系统性障碍。他让我们相信，要理解学习为何失败，研究就必须从家庭层面着手。作为世界银行 “生活水平衡量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LSMS）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格莱维教授率先将丰富的教育与健康变量直接纳入家庭调查的设计之中。这一创新使研究者得以观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识字水平、营养状况与生活条件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儿童的发展。LSMS 的数据采集工具，连同后来出现的类似调查，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与不平等研究的实证基础。通过建立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些调查使不同地区的数据得以相互比较，成为国家层面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

 

此外，早在实地实验尚未成为发展经济学主流方法之前，格莱维教授便与迈克尔·克雷默教授（Michael Kremer）合作，在肯尼亚开展了一系列实地实验与随机对照试验，以检验哪些做法在现实中真正有效。通过这些实验，格莱维教授展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态度：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除了设计标准调查和开展随机对照试验之外，他甚至使用儿童自画像来衡量“希望”这一心理特质，以评估国际儿童资助项目的成效。

 

国际影响力与教育政策

 

格莱维教授与大多数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研究地域之广、实践领域之丰富，均堪称非凡。许多学者往往专注于一两个国家或某一狭窄的研究议题，而格莱维教授的研究足迹却真正遍及全球——涵盖超过 15 个国家和地区、横跨多个大洲，让我们看到家庭、社区与国家层面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历史脉络同样至关重要。

 

不妨看看他所解答的问题范围之广： 

 

在肯尼亚，他关于教科书与教学挂图的开创性实验揭示，标准教学材料的成本效益相差甚远；基础教学材料、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与教师积极性，往往比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技能习得带来更高的回报；而学习困难的学生，则需要能够支持课堂学习的家庭环境与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 

 

在秘鲁，偏远农村学校普遍面临教师流动率高、多年级混合教学等难题，格莱维教授对一项全国性教师辅导计划进行了评估。他证明，相比依赖一次性的标准培训讲座，将辅导员直接安排进课堂，提供个性化的观察与反馈，更能切实改变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并为学生的阅读与数学能力带来持久的提升。 

 

在马达加斯加，快速扩张的入学规模造成了由公务员教师与临时合同教师组成、结构分裂的教师队伍，格莱维教授对一项全国性学校管理改革进行了评估。他在学区、次级学区与学校三个层面展开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对政策制定至关重要的道理：若缺乏直接的教学支持，仅靠行政监督，无法真正推动学生学习成效的提升。通过发表这些关键研究成果，格莱维教授使各国政府避免将有限资源投入于流于表面的官僚化改革，重新将全球的关注焦点引导回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真实发生的互动。 

 

通过在中国、摩洛哥与菲律宾开展的研究，他证明改善教育成效不能仅仅依靠对学校本身的投入，还凸显出良好的健康与营养状况对于提升学校投入成效的关键作用。他 2016 年针对中国的研究，考察了为近视小学生配戴眼镜所带来的益处，成为推动中国 2018 年近视防控行动的关键研究之一。在摩洛哥，他的研究表明，提高母亲的健康知识水平能够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并最终提升其学习成效。

 

越南凭借在国际测试中超越远比其富裕的国家而引发全球关注。格莱维教授致力于探寻其中的原因。他的研究证明，越南的优异表现建立在教师较高的基础教学能力之上。这一因素能够解释其相对同侪国家高达 64% 的表现优势，以及越南优先保障全民基础学业掌握、而非精英选拔的教育体系。此外，格莱维教授还领导了对越南全国性 “新学校”（Escuela Nueva）课程改革的严谨评估，证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能够显著提升劣势地区的少数族裔儿童的社会情感技能与批判性思维，同时也提醒政策制定者：若要使学习成果长期持续，课程改革必须辅以持续不断的教师辅导。

 

格莱维教授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积累引用数。他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与各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直接合作，围绕其具体的政策约束与目标来设计项目评估。正因这种深度融入的研究方式，他的工作得以推动从课堂实践，到国家政策各个层面的系统性变革。 

 

育人与合作 

 

除了在实证研究上的成果之外，格莱维教授对培养研究能力也展现出深厚而持久的投入。在明尼苏达大学，他一直是众多研究生争相求教的导师，在超过 25 年的执教生涯中，指导了 90 余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的协作精神在与众多合作者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中可见。他始终有意吸纳青年学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本地研究人员。 

 

在一个容易滋生自负与等级观念的学术世界里，格莱维教授以其深切的谦逊脱颖而出。全球各地的同行都赞赏他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他真诚的倾听态度，以及他默默无闻却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他以同样深切的尊重，对待当地教师、实地调研助理、政府官员与研究生。 

 

实至名归的传承

 

唯有将不妥协的科学严谨性，与致力于切实改善人们生活的坚定决心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推动教育体系与教育成效的变革。近 40 年来，格莱维教授正是抱有这种严谨精神的践行者。他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明智决策所需的证据，为教师提供了有效教学所需的工具，也为数百万弱势的儿童带来了学习、成长并摆脱贫困代际传递陷阱的机会。这些国家案例正体现了他的研究方法——通过测量，建立扎实的证据来理解发展问题，与本国研究者密切合作以解读这些证据，并与政府携手改进项目与政策设计，以实现规模化推广。

 

通过他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在全球政策领域的引领、他不懈的育人努力，以及他宽厚的品格，格莱维教授充分诠释了全球教育学术与领导力的最高理想。获得 2026 年一丹奖教育研究奖，对他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