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一個國家的未來時，我們無可避免地會想到該國人民所具備的技能與素養——信心、創造力，以及孩子們在學校中所培養的韌性。這些品質將幫助他們建立起比前幾代人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數十年來，全球在如何提升人類能力這一問題上的共識看似簡單：建學校、聘教師、追蹤入學率。我們曾以為，只要孩子們在課桌前坐滿一定年限，教育進步便會隨之而來。 

 

然而，在世界上最貧困的角落，許多家庭仍在持續面對重重障礙：嚴重的健康危機、劇烈的經濟動盪，以及資源匱乏的課堂。儘管入學率不斷上升，數百萬兒童在畢業時依然無法讀懂一句簡單的句子，也無法完成基本的算術運算。正是一位發展經濟學家，讓全球發展領域正視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上學」並不等同於「學習」。 

 

今天，我們在此表揚 Paul Glewwe 教授的工作。近 40 年來，他一直致力理解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問題，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者之一。他畢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圍繞著一丹獎使命的核心問題：發展中國家應如何令學校更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重塑教育經濟學 

 

Glewwe 教授對學術界的貢獻，始於他挑戰發展經濟學評估人類能力的根本方式。在他領先的研究之前，經濟學模型普遍將「一年學校教育」視為一個標準、統一的單位，彷彿在資源匱乏的農村學校就讀一年，與在資金充裕的機構就讀一年，所帶來的經濟回報是完全相同的。 

 

他 2002 年發表於《經濟學文獻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綜述文章，匯集了全球「學習危機」——現今已廣受認可的現象——背後的早期證據。他在文中指出，各國政府與發展機構必須調整教育政策的方向，從單純擴大入學規模，轉向衡量、資助並改善學習成效。他的研究表明，教育的經濟回報會因不同層次教學質素的差異而出現顯著變化，而不僅取決於在校時間的長短。在不提升教學質素的前提下，只延長孩子的在校年限，無論對個人收入，還是對國家經濟增長而言，其回報都將呈現遞減趨勢。 

 

除了學校層面的投入之外，他的研究還闡明了家庭背景與社會經濟困境如何制約兒童的學習。他證明營養不良會導致發育遲緩，從而在兒童入學之前，就已經限制了他們的身心發展。他的研究在教育政策與減貧工作之間架起了一座關鍵的橋樑，證明有效的干預措施必須對應貧困家庭的真實處境，才能打破跨代貧困的惡行循環。 

 

此外，在「社會情感技能」尚未成為主流經濟學議題之前，Glewwe 教授便已敏銳地意識到，一個孩子的潛力並不只由認知測試成績所決定。他是最早將批判性思維、情緒調節與人際韌性等社會情感技能引入勞動力市場正式分析的經濟學家之一。通過評估認知能力與社會情感技能如何在職場中共同創造真實價值，Paul 重新定義了何謂「教育成功」。他的研究證明，當學校培養的是完整的孩子、而不只是考試分數時，才能真正開啟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流動性。 

 

方法論貢獻 

 

優秀的政策制定離不開全面、可靠的數據與嚴謹的分析。Glewwe 教授在方法論上的貢獻，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學家研究貧困問題、教育選擇與教育成效的方式。 

 

Glewwe 教授在職業生涯早期，便揭示了存在於家庭內部的系統性障礙。他讓我們相信，要理解學習為何失敗，研究就必須從家庭層面著手。作為世界銀行「生活水平衡量調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LSMS）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率先將豐富的教育與健康變數納入家庭調查的設計之中。這創新使研究者得以觀察家庭經濟狀況、父母識字水平、營養狀況與生活條件之間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兒童的發展。LSMS 的數據採集工具，連同後來出現的類似調查，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貧困與不平等研究的實證基礎。通過建立統一的衡量標準，這些調查使不同地區的數據得以相互比較，成為國家層面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數據來源之一。 

 

此外，早在實地實驗尚未成為發展經濟學主流方法之前，Glewwe 教授便與 Michael Kremer 教授合作，在肯亞開展了一系列實地實驗與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以檢驗哪些做法在現實中真正有效。通過這些實驗，Glewwe 教授展現出一種始終如一的態度：根據具體的研究問題，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除了設計標準調查和展開隨機對照試驗之外，他甚至使用兒童自畫像來衡量「希望」這一心理特質，以評估國際兒童資助項目的成效。 

 

真正的全球足跡與教育政策 

 

Glewwe 教授與大多數學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研究地域之廣、實踐領域之豐富，均堪稱非凡。許多學者往往專注於一兩個國家或狹窄的研究議題，而 Glewwe 教授的研究足跡卻真正遍及全球，涵蓋超過 15 個國家和地區、橫跨多個大洲，讓我們看到家庭、社區與國家層面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歷史脈絡同樣至關重要。 

 

不妨看看他所解答的問題的範圍： 

 

在肯亞，他關於教科書與掛紙白板的開創性實驗揭示，標準教學材料在成本效益上存在顯著差異。基礎教學材料、行之有效的課程設計與教師積極性，往往比高成本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技能培養帶來更高的回報。而學習困難的學生，則需要能夠支持課堂學習的家庭環境與針對性的教學輔導。 

 

在秘魯，偏遠農村學校普遍面臨教師流動率高、多年級混合教學等難題，Glewwe 教授對一項全國性教師輔導計劃進行了評估。他證明，相比依賴一次性的標準培訓講座，將輔導員直接安排進課堂，提供個性化的觀察與反饋，更能切實改變教師的日常教學行為，並為學生的閱讀與數學能力帶來持久的提升。 

 

在馬達加斯加，快速擴張的入學規模造成了由公務員教師與臨時合同教師組成、結構分裂的教師隊伍。Glewwe 教授對一項全國性學校管理改革進行評估，在學區、次級學區與學校三個層面展開分析，揭示出一個對政策制定至關重要的道理：若缺乏直接的教學支持，只靠行政監督，無法真正推動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通過發表這些關鍵研究成果，他使各國政府避免將有限資源投入於流於表面的官僚化改革，重新將全球的關注焦點引導回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真實發生的互動。 

 

通過在中國、摩洛哥及菲律賓的研究，他證明改善教育成效不能只靠對學校本身的投入，突顯良好的健康與營養狀況對於提升學校投入成效的關鍵作用。他 2016 年在中國的研究，考察了為近視小學生配戴眼鏡所帶來的益處，成為推動中國 2018 年近視防控行動的關鍵研究之一。在摩洛哥，他的研究表明，提高母親的健康知識水平能夠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並最終提升其學習成效。 

 

越南在國際測驗中表現優異，超越許多遠比其富裕的國家，因而備受全球矚目。Glewwe 教授致力於探究其背後的原因。他的研究證明，越南的優異表現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其一是教師具備較高的基礎教學能力，此一因素可解釋其相較於同儕國家高達 64% 的表現優勢；其二是其教育體系以普及基礎學力的紮實掌握為優先，而非側重於精英選拔。此外，他還主導了對越南全國性「新學校」（Escuela Nueva）課程改革的嚴謹評估，證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能顯著提升弱勢少數民族兒童的社會情感技能與批判性思維；同時他也提醒政策制定者，若要使學習成效長期持續，課程改革必須輔以持續不斷的教師輔導。 

 

Glewwe 教授的研究成果，從來不只是為了發表論文、累積引用次數。它們直接影響了各國的國家政策。他與各國政府及教育部門直接合作，圍繞具體的政策限制與目標來設計項目評估。正因為這種深度融入的研究方式，他的工作得以推動從課堂實務到國家政策等各個層面的系統性變革。 

 

人才培育與協作精神 

 

除了在實證研究上的成果之外，Glewwe 教授對培養研究能力同樣不遺餘力。在明尼蘇達大學，他一直是眾多研究生爭相求教的導師，在超過 25 年的執教生涯中，指導了 90 多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的協作精神在眾多與合作者共同署名的研究成果中可見。他始終用心培育年輕學者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當地研究人員。 

 

在一個容易崇尚個人與階級的學術世界裡，Glewwe 教授的謙遜格外珍貴。世界各地的同行都讚賞他平易近人的處事風格、真誠的傾聽態度，以及低調卻始終如一的敬業精神。他以同樣深切的尊重對待當地教師、實地研究助理、政府官員與研究生。 

 

實至名歸的傳承 

 

要改變教育體系與學習成果，必須結合一絲不苟的科學精神與改善人類生活的堅定承諾。近 40 年來，Glewwe 教授的工作體現了這種精神，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實證依據，讓他們能夠明智投入；為教師提供工具，讓他們能夠有效教學，也讓數百萬弱勢兒童擁有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掙脫跨代貧困的循環。各地的案例體現了他的研究方法：通過測量，建立扎實的證據來理解發展問題，與當地研究人員密切合作解讀證據，並與政府攜手改進項目與政策設計，以實現大規模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