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来充满热忱,怀揣天赋,蕴藏潜能。我十分幸运,能够追随热忱,发掘天赋,从教育中受益,激发潜能。
然而并非每个年轻女孩都有这样的机会,新冠疫情阻绊了不少人的教育之路。数十年来,教育在不断进步,然而仍有约1,100万名女性至今仍无法重返校园。
一丹奖基金会的愿景是以教育提升人类福祉。我们相信,通过表彰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的教育创变者,我们能够帮助边缘化学习者,拓展他们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推广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诸多知名奖项的主要获得者主要为男性,教育和领导机会似乎也更倾斜于男性。但自一丹奖2016年成立以来,得奖者中从来不乏女性的身影。在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的11位一丹奖得奖者中,有6位是女性。她们来自印度、哥伦比亚、津巴布韦、美国和英国,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各自所在的地区。
她们相信自己,也对他人充满信任,激励着身边的人不断超越自我,拼搏向前。在我看来,她们都拥有以下三种特质,不断推动她们前行。
以女性教育活动组织(CAMFED)首席执行官安吉·穆里米尔瓦(Angeline Murimirwa)及执行顾问露西·莱克(Lucy Lake)为例。露西和安吉一心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女性教育,致力于帮助当地女性“改写贫穷的命运”,描绘属于她们自己的未来。为此,CAMFED制定了清晰的策略,让数百万来自津巴布韦、加纳、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女孩免于辍学、有学可上。
其中,“学习向导”项目是CAMFED的重要行动之一。“学习向导”是曾获得CAMFED奖学金的毕业生,她们以导师和榜样的身份重新回到当地学校。因为亲身经历过难以上学的阻碍,学习向导更加能感同身受,能很快识别出面临家庭压力或陷入学习问题的当地女孩,为她们提供支援,保证她们继续完成学业而不辍学。“学习向导”需要互相支持,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CAMFED利用一丹奖项目资金,构筑资源丰富的“学习向导数字中心”,聚集了学习资源、同侪交流、线上评估及汇报等功能。
在共同目标的引领下,这些年轻女性成长为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组成了CAMFED协会。CAMFED协会由20多万名成员组成,帮助女孩学会独立谋生,引导她们应对从童婚到气候变化等重大社会挑战。
设定目标、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明白问题所在。
与CAMFED一样,布拉罕(Pratham)教育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鲁克米尼·班纳吉(Rukmini Banerji)博士也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班纳吉博士及其团队不仅打算了解印度农村的孩子们是否在上学,还要清楚他们的学习情况。因此,他们首先进行了ASER(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即“教育状况年度报告”)评估,每年在100天的时间里对60万个印度家庭进行评估。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许多孩子虽然入学多年,却仍未掌握应有的读写或基础算术能力。到三年级时,近七成的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倘若他们在没有掌握这些基本技能的情况下继续上学,也很难赶上后期的学习进度。
为此,布拉罕教育基金会萌生了一个想法:孩子们是否可以不按年级分组,而按学习需求分组?从这一想法出发,团队推出了TaRL项目(Teaching at the Right Level,即“适当水平的教学”),因材施教。教师对学生学习水平进行评估,根据学习水平而非年龄或所在年级,对学生进行分组,开展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基础知识教学。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能以低成本,显著提升儿童基础阅读和算术能力。
班纳吉博士和布拉罕教育基金会的经历说明,设定重要的目标前,要收集数据,明确问题根源,对问题本质有深度理解。
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有求知欲,怀抱开放的心态迎接挑战,在失败面前永不言弃。
这些也是乌莎·戈斯瓦米(Usha Goswami)教授所展现的品质。她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教育神经科学中心,并担任该中心总监,同时担任剑桥大学认知发展神经科学教授。她的研究借助尖端成像技术,让我们了解到儿童早期发展阶段中,语言学习的习得过程。据统计,全球约有7%,即约1,500万名儿童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戈斯瓦米教授的研究发现将为这些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带来极大的影响。
戈斯瓦米教授曾是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也接受过小学教师培训。她在就读研究生期间,了解到了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 Dweck)教授的思想“不要仅仅去做能显示你聪明才智的事,而要勇于探索,不断学习”。受德韦克教授“成长型思维”的启发,戈斯瓦米教授大胆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投身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后来,两人都分别成为了一丹奖的得奖者,不断深耕于自己所在的领域,激励着新一代研究人员。
从女性得奖者的身上,我们看到目标清晰、意志坚定、无惧挑战为她们所带来的改变——以及为其他女性带来的改变。一丹奖为得奖者提供项目资金,共同建立起一个国际教育社群,为能够与她们携手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感到由衷自豪。